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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三重原则******

　　【专家视角】 

　　作者：谢惠媛、常舒铭（分别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科技伦理治理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加强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要重视科技伦理教育，“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高等学校开设科技伦理教育相关课程，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意识，遵守科技伦理要求”。作为培育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重要摇篮，高校应加快推进科技伦理教育，把科技伦理纳入教学，培养德才兼备、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要取得成效，不仅要遵循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要求，而且要尊重教学规律，聚焦教育对象特点。具体而言，应遵循制度与意识并重、目标与责任并重、规制与引领并重等三项原则。

　　制度与意识并重

　　制度具有规范性和导向性，是开展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然而，单凭制度本身不足以激发遵守规范的自觉，不足以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事实上，一项制度的贯彻落实从根本上需要深层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作支撑。就行为性质而言，行为之所以被称作是道德的，主要是因为行为者具有道德认知和伦理自觉，自愿恪守道德规范，而不仅仅是因为行为表现得合乎道德。诚如冯友兰所指出的那样，道德行为是“对于道德价值有觉解，为道德而行的行为”。就制度现状而言，目前我国科技伦理规范和标准有待完善、治理体系尚未成形，与科技发展相伴随的新问题往往倒逼制度作出回应，催生新的规则。在转型升级阶段，伦理意识尤为必要且重要。可以说，不管是制度出台前，还是制度执行过程中，科技伦理意识都是最后一道，也是最根本的一道防线。培养伦理意识与加强制度规范，共同构成科技伦理治理不可忽视的着力点。

　　围绕科技伦理治理的着力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双管齐下，激励学生把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需要。有调查表明，一些理工科学生对科技伦理抱有偏见，不重视学习规章制度，或者理解不全面、不透彻，处于“熟知而非真知”的状态。鉴于此，教师应一方面向学生系统讲解我国相关道德准则和法律法规，介绍国际社会伦理建议书或伦理指南，帮助他们明确科技活动有制可依、有规可守，另一方面给他们讲解道德的本质和功用等基本原理，并借助情景模拟或场景再现等方式，引导他们思考该情境中存在的伦理问题，使其强化伦理信念，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从而在价值理念上捍卫科技伦理的权威性。此外，高校还可通过辩论赛、知识竞赛、社会调研和网络宣传等多种形式，营造教育氛围，多渠道帮助学生把制度规范内化于心，自觉以制度为准绳，在科技活动中始终保持伦理敏感度，发现与抵制违反科技伦理要求的行为，在个体层面真正做到伦理先行。

　　目标与责任并重

　　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是有目的性的行为活动。这些目标不仅指向物的推进，关乎某一特定科技领域的突破，同时也应指向人的发展，体现“术”与“道”的有机统一。就《意见》而言，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目标、科技伦理原则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人之发展的高度重视。明乎此，才能理解“科技无禁区”的谬误，避免陷入技术“价值中立论”陷阱。与正确理解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培育责任感。责任与目标紧密相连，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下，科技活动更有可能减少“脱靶”概率、降低伦理风险，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发展。目标与责任相辅相成，充分体现科技伦理的落脚点。

　　着眼于科技伦理的落脚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全面深入地把握科技活动的目标，培养与提升社会责任感。当前，一部分大学生单纯关注技术的推进，却忽视技术的根本指向，忽略人的发展问题。他们认为应严格区分研究与应用，主张前者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不应为其设置禁区，也无须承担社会责任。但通观生命科学、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不难发现，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应用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加之，科技领域本身专业性强、技术壁垒高，事前风险研判难度大。著名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提醒我们，当代科学技术的可控性正变得越来越小，技术对人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清晰把握，只有通过人与技术的交互关系才能逐步呈现出来，但此时技术已对社会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对此，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引导学生关注人的发展问题，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等多个角度思考行为责任，负责任地开展创新性研究。

　　规制与引领并重

　　科技向善具体表现为，科技活动遵守道德准则，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伦理的作用首先表现为，给科技活动提供必要规范，避免其侵害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防止其危害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除此以外，科技伦理还应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引导科技朝着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使科技更好地造福人类。换言之，科技伦理不仅要扮演好“守门人”角色，为制度制定、伦理审查和监管等提供价值支撑，而且还应为研究指引新方向、提供新空间。

　　从科技伦理的作用功能出发，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掌握与守好科技活动的底线和红线，同时帮助他们合理把握人与技术的共在关系，多维理解生活图景，使其在深化认识过程中激发主动性和创造力，以科技呈现生活的丰富样态，避免技术应用挤压生活空间而导致生活扁平化。这是实现科技创新与科技伦理良性互动的应有之义，也是助推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的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事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事关科技发展方向，是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基础性、长远性要素。必须坚持正确原则，切实做到意识与制度并重、责任与目标并重、引领与规制并重，在培养更具伦理精神的未来科技工作者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15版）

复星医药CEO：阿兹夫定已覆盖全国主要医疗机构，全力保供满足需求******

　　“我们希望让每一个需要的患者都能用得到阿兹夫定，现在复星医药正在工信部的统一协调部署下，全力以赴保障生产和供应。”

　　1月11日，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CEO文德镛在上海两会现场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独家采访时介绍，目前新冠抗病毒药物阿兹夫定片(以下简称：阿兹夫定)已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医保挂网，挂网价格为270元/瓶(每瓶35片，每片1mg)，已覆盖全国各地主要医疗机构，包括二级以上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同时，阿兹夫定已开通互联网医院问诊处方平台渠道，方便百姓就医用药。

　　“之所以确定阿兹夫定270元的单价，是考虑到两个原则：便民性和可负担性，包括国家医保的可负担性。”文德镛表示。

　　调整内部产能，阿兹夫定保供成“一号任务”

　　公开资料显示，阿兹夫定由复星医药与河南真实生物战略合作开发，是中国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小分子口服药，于2022年7月25日获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2022年8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将阿兹夫定片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九版)》，今年1月6日阿兹夫定再次被纳入第十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参保患者使用该药时医保基金可按规定予以支付。

　　文德镛表示，在工信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复星医药参与阿兹夫定的供应端原料、包材、辅料、生产场地等生产全过程，协调集团内部产能，同时也联合央企华润集团和真实生物，与河南当地的生产企业共同保证整体产能供应。

　　面对春节可能迎来的用药高峰，如何保障阿兹夫定供应？

　　文德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目前阿兹夫定保供已成为集团内部“一号任务”，包括生产负责人、质量人员、供应链人员等均被抽调到一线，确保阿兹夫定的产品供应能在第一时间满足需求。

　　除此之外，保障用药安全也是复星医药的首要目标。文德镛介绍，作为国内首个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小分子口服药，阿兹夫定已经在菲律宾等国家开展暴露后预防新冠感染临床试验，在全国各地也开展了多个上市后的真实数据研究。阿兹夫定的多个国内外临床研究结果也证明了其抗新冠病毒的疗效和安全性。

　　他向记者透露，2019年复星医药高层曾经开过一个董事会，讨论在疫情发生后，集团有哪些能够做的事情。“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充分利用复星的国际化能力和优势把全球的防疫物资协调到中国来，确保中国抗疫物资供应充足。当时我们就想到了布局疫苗，小分子和大分子药物。”

　　此前1月8日晚，国家医保局发布消息，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管理司负责人介绍，“今年，共有阿兹夫定片、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清肺排毒颗粒3种新冠治疗药品通过企业自主申报、形式审查、专家评审等程序，参与谈判。其中，阿兹夫定片、清肺排毒颗粒谈判成功，Paxlovid因生产企业辉瑞投资有限公司报价高未能成功。”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1月3日，阿兹夫定供应终端已覆盖上海二、三级医院115家，已准入社区医院113家。该小分子药物的可及性进一步提升，患者将可就近在社区经医生问诊、评估后开具相应处方。

　　建议养老机构加快储备新冠药物，鼓励领军药企共建临床研究中心

　　今年上海两会，针对医疗领域痛点、难点，文德镛带来两份建议。

　　其一是关于为本市老年人群体储备新冠抗病毒药物的建议。文德镛表示，防疫政策全面调整后，对老年人的保护成为新的防控重心。随着老年人感染新冠的几率大幅上升，特别是在养老院等老年人集中的场所，如果不及时阻断病毒的传染，极易造成集体性感染和二次感染，大大增加老年人的重症率和死亡风险。

　　他建议，政府向养老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单位(例如环卫公司、保安公司等)所在街道卫生院加快储备新冠抗病毒药物，确保老年人在感染后能够第一时间用药，及时阻断病毒在体内复制，避免重症发生。

　　其二是关于鼓励领军药企共建临床研究中心的建议。文德镛认为，建设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临床研究中心是一个长期且具有挑战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国家的拨款和医院的独立运营难以保障高水平的成果产出，建议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共建，特别是具备综合实力的医药领军企业。

　　“领军企业具备强大的造血功能和资金运作能力，一些企业还拥有自己的基金会，能够在研发投入方面持续注入；其次领军企业具备强大的人才体系，一些企业拥有自己的控股、参股医院，不乏学术带头人、专家等顶级科研人才，便于人才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开展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临床研究，真正做到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成果转化。”文德镛表示。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